因为种种原因，《影响力》我签的是一次性买断的稿费合同，这本书应该是我翻译的相当畅销的书之一了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，肯定有点亏。但是，当我向不熟悉出版行业的人介绍自己，把《影响力》搬出来，对方大概率听说过，相当于这本书给我的翻译能力做了背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是不是也并不亏呢？
能替译者考虑的出版公司，都是良心公司
昨天看到一位翻译同仁吐槽，说图书翻译的稿酬开得高，真能找到高质量的翻译吗？我同意他的看法：那是真不一定。
不管是他，还是我，又或者是任何一个在图书行业打滚多年的人，都见过价高质次的译者，也都见过价格合理质量高的译者，并且，以后者居多。（至于价格低但质量高的译者，抱歉，确实从未见过。）价格开得高，有时候反倒会吸引来一些蜜汁自信者，甚至更奇怪的，会把质量高的译者给反向筛选出去。
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威廉·庞德斯通在《知识大迁移》里介绍过一种“达克效应”，说是有学者研究了人们阅读、驾驶、下棋或打网球等各种技能之后发现：
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平；能力差的人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平；能力差的人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，及其不足之极端程度。
换句话说，越是技能水平差的人，越是容易蜜汁自信，而且丝毫不觉得自己技能水平差。与此相对的，能力水平高的人为什么大多低调，也很好理解：都是实打实一路打怪打出来的，见多识广，知道这山更比那山高。
但这么说来，好译者难道不应该获得高于行业水平的报酬吗？当然应该。我现在听说的最合理最体面的安排，来自一家爱出版“社科新知、文艺新潮”类作品的公司。
这个薪酬方案是这样的：在第一个出版周期（第一次外版版权授权时段），译费按行业标准给，这能保证出版方的利益；但如果作品再版，或进入下一个出版周期，则分给译者给一个较低点数的版税分成。
简单地说，就是译者保留了自己的译作权，当其译作展现出超过行业平均的水准，经过了市场的检验，便可获得“平均能力”以上的报酬。
我自己暂时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，不过之前阴差阳错，在两本书上赌了一把纯版税薪酬方式，也就是《牛奶可乐经济学》系列和《游戏改变世界》，算是运气不差，分了一调羹汤。
我还有两本书应该也算具备常销的潜力，是《理性乐观派》和《影响力》，如果当时也敢押注在版税上，那应该同样能让我美滋滋一阵了。
当然，谁也料不到一本书能卖多少，书的畅销与否主要还是看运气。只不过，好的译者至少不会毁掉一本有畅销潜力的书，即便不是特别畅销，能常销卖个十年，也够愉悦的了。
所以，能替译者考虑的出版公司，都是良心出版公司，值得大力点赞。在这方面，我觉得上海的出版公司或出版社一般做得很不错，会主动提及译作权问题；北京的民营出版公司，也很不错，如果译者提出，也好商量。
反过来说，面对有国营背景气大财粗的出版社，译者永远是弱势群体，这事儿一般没法谈。但反过来说，气大财粗的国营出版社，在这个隆冬时代，日子还是比民营出版公司好过。
翻译图书，还能带来哪些收入？
最后，翻译图书能带给人许多直接或者间接的收入，不一定全都跟图书出版有关。
比如那天参加聊天的冬惊和高大玉，她们要么开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室，要么开辟口译市场，要么开拓其他业务。这是翻译能力带来的直接收入。
我翻译的书，相对而言是侧重于实际操作层面，耳濡目染加手翻，总该受到些点化吧。
经济类的图书帮助我养成了时刻关注“世界经济形势”的好习惯。今年石油价格跌到谷底的时候，我赶着机会买了3000块的标普全球石油，3月10日买入，现在（5月20日）变成了4000块，收益率是不是颇为可观？
再往前数，2018年中国股市跌至2500点，这时候只要随便买一只基金，持有到2019年，都能获得50%的收益，如果能持有到2020年春节前夕，并且本钱稍微多一点点，把未来三个月封城停工的生活费挣回来，还是不成问题的。
再再往前数，回到2015年，我翻译完威廉·庞德斯通介绍概率学入门知识（并在最后一章提了一嘴基金定投）的《剪刀石头布》，买入当时根本没有人买的国泰纳斯达克指数100（现在已经无法购买）。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的收益率是382.38%，同期沪深300的收益率仅为28%。
此外，科技类的图书让我得以提前接触到很多前沿的技术——作为一个2010年就知道比特币的人，我至今没有上车，提前退休的机会就此失去。
还好，我至少知道，由于医疗和生物技术大爆发式进步，买点跟医疗、生物技术相关的基金，不大会亏……2018年我买入的上投摩根医疗健康，到今天，收益率是100%。
以今之眼光看来，热爱自己工作的人，不会饿死。老天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，赏Ta一碗饭吃，哪怕这碗饭，不是直接地来自工作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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